范忠信:李庄案的法理和伦理反省【四篇完整版】
  附:全文大纲
  二、官媒丑化与舆论审判
  四、徒证师罪与社会道义
  六、眨眼教唆与现代腹诽
  八、无需成证与口供定罪
  十、操纵证人出庭与联合演出
  十二、交易穿帮与三重羞辱
  十四、挟持“民意”与压制批评
  十六、结语:我们都是护法共同体
  一、导 言
  在思考或反省这一案件时,有三点基本立场不能动摇:
  第二,我们谴责个别律师在执行职务或业务的过程中运用“潜规则”“一手捞人、一手捞钱”、玩弄法律的行径。多年来,对于贿赂法官检察官以打赢官司、向当事人漫天要价高收费、教唆当事人翻供、引诱证人作伪证,甚至仗着关系或后台打官司的律师,我一直持谴责态度。经新闻媒体报道的李庄律师涉嫌此类行径,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应该谴责。李庄不是一个称职的律师,仅从道德上讲也可以说他不是个好人!
  有人把这一场热烈讨论归结为“挺李”、“倒李”之争,是错误的。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分界倒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批评公检法的某些作为,主张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认为李庄虽有不当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人们,其实偏重于程序正义。没有任何人以“挺李”为目标――一个经媒体报道为人品低劣、道德卑下且已沦为阶下囚的“讼棍”式小人物,一般是不会有人愿意去“挺”(支持)的。另一方面,支持公检法的一切执法作为,认为现有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李庄有罪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实质正义。没有任何人以“倒李”为目标――一个已经沦为阶下囚并必定受到法律制裁的小人物根本就不值得大家去倒。说那些支持重庆公检法一切执法作为的舆论是以“倒李”为目标,实际上是在抬举李庄,贬低无数厌恶黑社会、渴望实质正义的公众!
  正因为围绕李庄案有如此显著对立的争论,正因为该案有如此高的“影响力”――“置喙率”或“瞩目率”,我觉得这个案件可能要载入当代中国法制史!这是现代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是贯彻近年倡导的特别法制理念而产生的标准案例!它必定成为长久引人省思的经典案例!该案的影响力绝不仅仅在眼下,也必将影响遥远的未来!
  以下系列文字就是要专门讨论李庄案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我们知道,人民大众向来不是通过法律条文来了解什么是法,而是通过执法司法机关办理的具体案件的手续和结果来了解什么是法。
  据说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就打黑运动作过 “打黑不是黑打,要严格依法办事,让事实说话,证据说话”的重要批示,我很感动。在这里,我谨依据周永康同志的重要批示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反省一下李庄案,并就教于方家!
  二、官媒丑化与舆论审判
  这些报道披露的李庄“作恶”事实主要是以下数端:(1)向龚刚模传授五招“翻身秘术”,教唆翻供,伪造证据,妨碍作证;(2)敲诈委托人高达245万金钱,并约定事成后酬以三千万,使其受“第二次伤害”;(3)声称要组织“跨区捞人队”收钱捞人(即运用“潜规则”帮被告脱罪);(4)经常炫耀“你知道我的头儿是谁吗”,“我的后台很硬”,威胁法官或检察官;(5)曾在河北开车撞向一位触犯他的女检察官,并威胁说能叫她丢官;(6)曾在重庆向北京的同行发短信说“够黑,人傻,钱多,速来!”。
  在龚刚模举报李庄3天以后,在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刑事侦查之前,在法院正式开庭审判之前,新闻媒体就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李庄违法犯罪细节,调动舆论力量,这是明显不妥当的。在司法审判之前,如果先进行舆论审判和道德审判,可能会导致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会以各种传媒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这似乎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因为该规定明确反对 “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
  于是,在法院正式审判之前,重庆当局已经操纵媒体和舆论力量对李庄案进行了舆论审判和道德审判。把一个涉嫌妨碍作证的律师,以及他们的部分律师同行,描述为另一种“黑社会”,与重庆“打黑除恶”的大局联系在一起,一开始就让被控者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做派。这使得被指控者乃至整个律师队伍一开始就处于不名誉、不光彩的地位。因为这些报道引起的大众对类似黑社会的“黑律师”的仇恨,已经促成了一股支持“战役式”、“运动式”的快捕、快诉、快审、快判,宽容本案证据不足、不铁和程序瑕疵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这股“国人皆曰可杀”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舆论力量,是重庆当局的最有力后盾;有了这种“撼山动岳”的舆论支持,就不怕任何证据质疑和程序违法指责了。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深深地反省的,因为这样的密集轰炸式的舆论“审判”,且不给被指控者在媒体上任何申辩机会,这正是“反右”“文革”中大量冤假错案的制造方式。“依法治国”的和谐社会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三、告举律师邀功与大众伦理
  在这种自相矛盾之外,我们还不能不注意,重庆警方在鼓励龚刚模做一件中国传统伦理极端不赞成的事情:他们诱使被告人举报自己的辩护律师,鼓励被告人告发对自己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这实际上有鼓励人们忘恩负义的嫌疑。难怪龚刚模会好几天“情绪反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内心煎熬”。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极端违背大众伦理认知。
  据报道,李庄接受委托后,“高调出场”,仗着自己有后台,“说话嗓门大”,经常炫耀自己过去辩护成功的案例;特别是因为会见被告时反对警方监视(《律师法》明文禁止警方监视)而多次与警员发生争吵,常常“不留情面,弄得警方检方很被动”。
  李庄符合正好这个条件。一方面,他锋芒毕露的个性和“不顾大局”、不畏官、不“合作”的态度,正符合重庆当局的选择标准;另一方面,他的“硬背景”更有理由让他入选:“连李庄这样特殊背景的京城律师说拿下就拿下了,还有哪个律师敢不配合打黑运动?”
  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规定律师、医师、宗教师与罪嫌的近亲属一样,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正是为了不公然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罪嫌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也是为了不公然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任何国家的法律,决不能仅仅为了眼前的治安利益而伤害人道、人性、人伦的基本价值,就像古代近代中国及古今西方法律都允许“亲亲相隐”(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一样。
  司法判决最后认定龚刚模检举立功。2月10日,龚刚模、樊奇杭等34人“涉黑”案宣判,共有8人被判死刑,其中6人死缓。作为团伙“老二”的樊奇杭等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为该团伙“老大”的龚刚模因检举李庄有功被从轻处以无期徒刑。
  一方面必将鼓励犯罪嫌疑人告发自己的代理人、辩护人这样一种公认的悖逆伦理行径,奖励忘恩负义。即使有人从“破除旧道德”的“革命”的眼光出发为这种行为叫好,毕竟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达不到这样的“破四旧”的“伦理革命”水平。这样的判决只会促使更多的人弃传统人伦道德如敝屣,只会鼓励人们象“反右”“文革”一般“大义灭亲”,鼓励出现师生、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互相“检举揭发”、“划清界限”甚至“骨肉相残”。这,绝对非国家社会之福!
  
  为了有力打击“黑律师”,重庆警方还成功地促使李庄的助手马晓军出具证言,证明李庄的确有教唆翻供、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等犯罪行径。警方拿出这一证据是很有杀伤力的。一般说来,被告的助手只会作为辩护方的证人,而不会成为控诉方的证人,这是常理。但重庆警方按照“大义灭亲”、“斗私批修”、“与旧观念决裂”的思路成功地“说服”马晓军成为控方证人,让“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我们不能不佩服办案人员的“文革”式头脑和策略。仅从办案策略来讲,此举太有杀伤力了:连最亲密的助手都证实你有犯罪行为,看你还怎么狡辩?这样一来,你的案件当然就是“铁案”了。
  马晓军是李庄“得意门生”,一直是徒弟兼助手;2001年李庄从石家庄转北京执业,专门把他从石家庄带到北京,一直带在手边,亲密关系可见一斑。在本案中,马晓军与李庄共同接受龚刚模委托出任辩护人。作为门生或徒弟,马晓军一般不会愿意冒“背叛师门”、“欺师灭祖”的骂名为师傅有罪作证;作为共同辩护人,他与李庄有着共同得利益,也绝对不愿为李庄有罪作证;作为多年受李庄提携和恩惠的晚辈,他也不愿背负“忘恩负义”的恶名而证明李庄有罪。这三者都是常人之理,都是中国传统伦理。克服这三者的心理障碍,不亚于翻过三座大山。因此,马晓军与龚刚模一样,肯定也要受到“多次与其谈心”的待遇,肯定也有一番特别的“思想斗争”,肯定也有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
  这里的外动力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象李庄一样被“抓获”了,身陷囹圄了。按法律,证人是不能拘禁的;马晓军如果仅仅作为证人,就无法被“抓获”和“反复谈心”做工作,让其配合警方。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马晓军也变成罪嫌或被告,这就有理由和条件“做工作”让其配合“大局”了。
  古今法律史特别是“文革”专案组办案史告诉我们,一旦指为“同案犯”,一旦身陷囹圄,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在作为同案犯被判刑和作为证人“证明”李庄有罪(实为检举立功)之间,你自己选择吧!于是马晓军“主动”选择了“检举揭发”自己的恩师。没有警方的特别“做工作”,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我们才特别可以理解:一审时法庭为何只宣读马晓军的证言,而绝不出示证词原件了;也才可以理解为何在一审二审时马晓军都不愿出庭作证(即使在已获知李庄会在二审认罪后马晓军仍不愿意出庭作证);也才可以理解中央电视台和“中青报”先后采访了龚刚模和吴家友,就是采访不了马晓军!甚至,在打黑运动大局需要的政治思路下,马晓军的证词是否需要马晓军自己动口也不重要了。
  一方面,这赤裸裸地告诉人们,最不可能的、常人最为难的事都发生了,除了专案组用了非常手段之外,别无解释。这当然可能让人民推知“打黑”案件都是这么办成的。如果人民不幸这样地举一反三,人民还会相信司法公正,还相信咱们有实现法治的可能?
  我们难道就是想建设这样一种“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民人不能相为隐”的商鞅式的“至治”或“法治”?我们难道就是要建设那样一种人人担心在萧墙内、闺房内都有“线民”的草木皆兵、心惊胆寒的“和谐”秩序?
  此外,古代中国和古今西方法律允许关系亲近的人“相隐”,也是为了防止国家执法官吏以拒不作证为由拘捕近亲属或其他亲近人员而广泛株连无辜。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一些伦理的约束;为了保全社会生活中正常亲近关系中的人伦道义,古代近代中国和古今西方国家宁可委屈政府打击犯罪(国事犯以外的一般犯罪)维护治安的方便需求(取证方便)。立法者应该知道:人伦道义是人类社会和谐的第一基石,它比眼下的国家利益、治安秩序更加重要。这是今天好多“国家至上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李庄案一审中,检方宣读了八份证人证言。这八个证人分别是:李庄代理的被告龚刚模,李庄的助手马晓军,龚刚模的妻子程琪,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堂弟龚云飞,重庆律师(应李庄邀请提供协助)吴家友,保利俱乐部(老板为龚刚模)员工汪凌、陈进喜。这八个人,跟李庄都有特殊的利益或亲密关系。其中,龚刚模及其妻子、两弟、两员工等六人为一组,即被代理方;马晓军、吴家友为一组,即李庄的合作者。一般说来,利益所系,友情所系,人伦所系,这两类人员是最不可能成为控方证人的,但现在都成了控方证人。这当然是重庆方面特别“工作”的结果。因为必须让他们成为证人,才能坐实李庄的伪造证据罪。
  这种拘捕证人逼取口供作为证词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因此在开庭审判中,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高子程质问为何拘捕证人,并要求释放证人时,检方只好回答“他们都有另案在身”,否认他们是纯粹证人。但是,他们又拒绝说明“另案”是什么案件。至少马晓军、吴家友二人是因跟李庄有合作关系而被拘押,实际上是同一案件。既是同一案件中妨碍作证的同案犯,但又未列为同案犯而起诉。其他几位证人被拘,更是与知道或参与李庄取证行动为根本原因的(在二审中,龚云飞在回答律师陈有西提问时承认自己12月13日是以伪证罪的罪名被拘留的,1月9日取保候审),但后来他们都没有作为“同案”或“另案”被告而遭起诉。就是说,归根结底,警方检方还是把他们作为纯粹证人(无罪嫌之证人)。既作为纯粹证人,又公然加以拘押,在拘押中迫使其为李庄有罪作证,这是公然违法!《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重庆方面简直无视这条规定的存在!这种行为如果不被追究,就等于开了一个恶劣的“法律惯例”――为了严打,可以公然拘押罪嫌(或被告)的关系亲近人员或密切合作人员,逼迫其作为控方证人!如此一来,等于公然回到古代中国的审讯模式。
  李庄案中的八个证人,都是与李庄有特别亲近关系或合作关系的人,都是因为与李庄办案发生联系而沦为囚徒的人,都是以证词的方式检举或证实李庄犯罪行为的人――这就是我们铁腕办案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超越古代近代中国和古今西方法律理念的地方!
  可以肯定,谁稍微想一下都会知道,“反右”“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就是这样炼成的。今天的李庄案是在重复“文革”故事――只要有一个想立功的囚徒举报,只要把被举告人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者拘押起来逼他作证,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成为罪犯。没有一个证人愿意出庭作证也没有关系。如果让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地看待国家的司法,人民还会相信司法公正?人民还会相信法律?如果让人民感到在尊重基本人性人伦人道方面我们现今法制还不如古代中国和古今西方,他们还会相信我们政府真的“以人为本”?如果让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地看待国家的司法和法治事业,那就是灾难!
  六、眨眼教唆与现代腹诽
  “眨眼”一事虽然没有出现在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在一审二审两审法庭上,围绕“眨眼”这一事实,诉辩双方展开过激辩。一审判决最后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的犯罪行为,最重要最原始依据就是龚刚模的证词,当然包括龚刚模所述“眨眼”情节,以及近距离说的“你必须翻供,不然你就死定了”等话。
  这一“眨眼”事件将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关于“眨眼门”,我们特别注意四点:
  第二,李庄为何要“眨眼”?就算李庄眨眼真的是为了暗示龚刚模什么,我们也该问问李庄为何不明白说话而眨眼睛使眼神。《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可以单独会见被告,任何机关不得监视。如果重庆方面遵守《律师法》,没有派员监视,李庄哪里需要眨眼呀?有什么话跟龚刚模直说就是了。正因为有警员监视,李庄才特别顾忌,龚刚模也特别顾忌,所以就不敢直接交流,所以不能不以眨眼的方式交流。所以这一个眨眼,正是重庆警方违法监视引起的。这一眼神,不但不能证明李庄有罪,反而适足以说明律师会见被告的正当权利和被告向律师寻求法律帮助的正当权利被严重侵害。
  第四,不管李庄是否“眨眼”、“使眼色”或说过“你必须翻供,不然你就死定了”的话,只要真的有迹象表明龚刚模曾被刑讯逼供,李庄依法有“教唆”龚刚模推翻供词的权利。所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李庄是否眨眼或说了那句话,而在于李庄当时是否看到了相应的刑讯迹象。如果李庄看到了相应的迹象,那么他有权“教唆”龚刚模说出真相。从本案看,审讯笔录上明白记有龚刚模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的话,龚刚模手上有显著的钝器伤痕(后来有法医鉴定)李庄是能够看到的,警方违法进行多次夜间审讯也是可以从记录时间上看出来的。根据这样的明显迹象,李庄提醒龚刚模说出真相,正是他作为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如果在没有任何刑讯迹象的情形下,李庄“使眼色”或说“必须翻供”的话,那可能涉嫌犯罪;但在有明显刑讯迹象时若视而不见,不“眨眼”或不提醒其抛开恐惧说出真相,那就是律师的严重渎职!
  其一,这无异于告诉全国十六万律师:刑事辩护是律师的陷阱。在会见被告时,除非你能够控制生理现象以保证绝不眨眼,或者带上黑眼镜让人看不到你的眼睛,否则你随时可能被人“懂起”或理解为教唆翻供或妨碍作证――正如有些律师在网上发出“李庄眨眼过后,我们都是待罪之身”的哀鸣,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李庄案过后有人向律师们推销“李庄牌律师专用眼镜”,就是有必要的!
  
  李庄案还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铁腕”办案,让我们见识了重庆公检法的“证据专横”。重庆方面的这种铁腕或专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确让我们大长见识。
  如此相关,还有三件蛮横的事:
  二是庭审中法庭宣读马晓军、龚云飞、程琪等人的证词后,当辩护律师要求验看证词原件时,法庭拒绝出示,又不说明任何理由。刑诉法明确规定开庭时可以质证,质证当然包括直接质问证人和验看证词真伪及取证是否合法。法庭拒不出示,又不说明理由,在以前的庭审中是少见的。
  其次,在评价法医鉴定时耍“蛮横”。应辩护方申请,经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的伤痕进行了法医鉴定,结论是:“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对于这样一个明显指出龚刚模有伤痕的鉴定,一审判决竟然简单一句“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并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就加以否定,这简直是在愚弄大众。检方的证人证言都说龚刚模在看守所检查时没有任何受伤迹象,现在法医鉴定明确指出龚刚模有明显伤痕,如此明显的矛盾难道不需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一句吗?法医鉴定只能证明创伤是否存在及何种物体所致,怎么能鉴定创伤是否刑讯逼供所致呢?这是谁都知道的简单道理。二审时龚刚模出庭时虽自己解释“左手伤痕”是八个月前在三亚的沙滩上被刮伤(沙滩上有什么会刮伤人的手?),但仍说不清右手伤痕因何原因造成。如此明显说不清的原由的伤痕,难道不需要解释一下?难道任何刑讯逼供的怀疑都是不合理的?毕竟万目睽睽呀!总得有个说法呀!全国人民不是瞎子和傻子!
  与此相关,李庄案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侦办龚刚模案的警员又转而承办李庄案。这也有明显的违法嫌疑。龚刚模案涉嫌刑讯逼供,而办案警员就是涉嫌刑讯逼供的人;在侦查李庄案时,他们理当回避。李庄就是要查明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而惹祸,现在又叫他们来查办李庄,他们与李庄案的利害关系是很清楚的,是应该回避的。不然就是秦香莲告状的案子交给陈世美承办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案件经司法审判终审后还没完没了“上访”的根本缘由了!
   八、无需众证与口供定罪
  李庄被指控犯有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罪。这一条犯罪需要什么样的行为呢?该条刑法原文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这一条文的设计,原本是要打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以下三种犯罪行为:(1)自行毁灭或伪造证据;(2)帮助当事人毁灭或伪造证据;(3)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检方起诉并经法院判决认定的李庄的犯罪行为是:(1)教唆龚刚模编造“曾受刑讯逼供”的事实以推翻以前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以便龚刚模翻供);(2)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的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一事作伪证;(3)引诱证人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4)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的伪证。
  第一,教唆当事人翻供,不是毁灭或伪造证据。先不考虑是否真有刑讯逼供吧。仅这一“教唆”行为,既没有毁灭任何一个证明龚刚模有罪的证据,也没有伪造出一个证明龚刚模无罪的证据。如果考虑到有显著迹象表明龚刚模曾受刑讯逼供,则李庄的行为只是在依法排除刑讯逼供所获的口供(亦即排除非法证据),还原事实真相,是在防止“屈打成招”造成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否认龚刚模为公司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这当然涉嫌引诱证人做伪证。但是,考虑到警方的笔录(如对证人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中反映,在李庄介入龚案之前,已经有龚刚模受到樊奇杭等人的敲诈供述或证词,那么李庄虽有一定的“引诱”,但没有引诱证人违背事实作伪证,而是引诱证人说出事实真相而已。当然,即使最后证明龚刚模被敲诈之事并不存在,但也不能说明李庄是在引诱证人做伪证。因为为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律师有权鼓励或劝导当事人、证人说出真相,但他没有义务绝对保证劝导当事人证人所说出的一定是事实真相;最后是不是事实真相,还要看法院调查和法庭质证的结果。如果说,只要是不能绝对保证系反映事实真相的证据证言,律师都不得采集;一旦鼓励或诱导采集不能完全确定其真实性的证据证言,律师就构成引诱证人伪证之罪的话,那么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就简直任何搜集证据的工作都不能做!这当然等于事实上取消刑事辩护。
  第一,伪证犯罪是“妨碍司法罪”之一,其犯罪客体是司法活动或司法权力行驶。就是说,必须强调有对司法活动的真实的、实际的妨碍,绝对不能说仅有妨碍意图、准备或妨碍之虞时就算是妨碍了。这就像妨害公务罪必须有实际妨害公务的客观行为或结果一样;从来没有听说仅仅有妨害公务的设计或准备而未造成对公务的实际妨害就被定罪判刑的。这也就像人身伤害罪一般不会对“伤害未遂”者定罪判刑一样。所以,“妨碍”、“妨害”、“伤害”云云,都是要求有实际损害行为或结果的出现才能实际受制裁的。如果没有任何正式不法行为或不良结果,所谓“妨”、“害”、“碍”云云就无从说起,要惩罚就等于惩罚思想犯了。
  把这两条合起来,我们要特别理解的是:妨碍也好、伪证也好,强调的是“碍”和“证”。就是说,一定要有行为或行为的结晶(证)和实际效果(碍)。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谋妨碍司法罪”、“谋伪证罪”(就象古代中国“十恶”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一样以“谋”为罪),那么就不能仅仅因为设想、设计、图谋、准备伪证的行为而定罪判刑。
  具体分析本案的具体事实,我们发现,有以下几条理由认定李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2)除程琪、龚刚华、龚云飞等被告亲属外,龚案的180多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见过,就更不用说威胁或引诱他们作伪证了。
  (4)李庄要施加影响以产生或改变证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设计争取得到的龚刚模被刑讯、被敲诈、非公司出资人和控制者等证据,都有李庄介入前由警方录制的讯问笔录根据。当然,如果没有任何线索或迹象,李庄完全凭空捏造事实并设法取得证言,那当然构成刑法第306条的犯罪。这一点已如前述。
  我们特别注意,《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被告时不得监视。这一制度设计,实际上就已经考虑了律师与被告同谋伪证的可能性。但是,立法者也考虑到,任何证据必定在法庭开庭进行质证,那时一见阳光,众目睽睽,真伪立知,也不必过分担心!允许虚假证据拿到法庭上质证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保障了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真实的证据的机会,保障了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的机会;要绝对阻绝这种可能性,也必然取消了这样的兼听机会。就算没有任何线索或迹象,李庄完全凭空捏造事实并设法取得虚伪证言,那也要等到在龚刚模案开庭审判中通过质证揭穿伪证,此后再侦办和审判李庄的教唆伪证罪,那才顺理成章呢!可惜舍易就难、舍近求远了!
  第一,原来要判一个人有罪就这么简单,只要有被羁押的人举报或作证,任何人就可以被定罪判刑。
  要让我们的人民如此看待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真的就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吗
  九、不准中止与“借头一用”
  这些事实很有矛盾,很让人生疑。
  这一推论也许不成立。也许在龚刚模举报之前好久,重庆方面就已经决意要“借李庄的头一用”了。
  按照“中青报”报道,“在龚刚模按响报警铃之前,律师李庄等人违法操作、妨碍正常司法的行为已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巡查民警多次批评和警告,李庄仍置若罔闻,看守所依法作了详细记载”。这透露了重庆方面想把李庄作为“坏典型”加以打击以儆效尤是在举报之前好久的事。
  李庄更为关键的得罪重庆当局的事实是,“12月3日,李庄来到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了被告人龚刚模在侦查过程中被刑讯逼供、无法正常会见当事人,以及被告人关押地点违法等一系列杜撰的问题”;“为设置更多障碍,李庄不断炮制出新的质疑,如检察机关移送证据不足、龚的交待笔录出现多份雷同等”(中青报12月14日报道)。对于李庄的这些“杜撰的”、“炮制的”问题或质疑,检方起诉书和法院的两审判决最后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以致法学界很多人至今仍在质疑。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大致肯定,要拘捕李庄追究其教唆伪证、妨碍司法的罪责,以儆效尤即警告所有参与涉黑案件辩护的律师,应该是在龚刚模举报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因此,重庆有关方面那个显得有些“多此一举”的致北京市司法局通报李庄的情况,要求其约束李庄并促使李庄退出代理的公函,简直就是为了在逮捕之前麻痹李庄,使李庄以为重庆方面的要求不过是退出代理而已。因为认为没有危险,所以他才敢到医院会见龚刚模的妻子程琪签署解除代理的手续,这正是警方设伏逮捕李庄的一个最好安排。
  在打黑除恶的运动需要面前,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书生之见。当重庆当局执意要借李庄的头一用的时候,李庄已经没有退出代理或解除委托的自由了。尽管刑事辩护的代理合同是一个民事合同,尽管李庄有权与当事人协商解除这一合同,但是重庆方面有权不准许其解除合同,所以解除委托的手续最后也没有签成。这也许正式重庆当局所需要的,因为一旦签字正式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再抓李庄的理由就不太充分了。
  
   李庄案两审的庭审,是中国现代司法史上最有戏剧色彩的庭审。全国观众看到的是一幕幕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如翻滚过山车的司法话剧,剧情多半出人意料、使人迷惘,使人瞠目结舌。
  从两审开庭过程看,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戏剧性。
  这一变化让人好生奇怪:一审中,所有证人都齐刷刷地一齐表示不愿意出庭;二审中,原来不愿意出庭的4个主要证人又都齐刷刷地一齐愿意出庭了。这不能不让人顿生疑问:中间仅仅隔那么个把月时间,证人的态度变化怎么那么大呀?
  2月2日,李庄在二审开庭后几分钟就正式宣布认罪,并宣读了六点认罪声明。从一审的张狂自辩、否认指控,到二审一出庭就宣布认罪、乖如绵羊,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让全国所有观众跌破眼镜。在认罪时,李庄还多次申明,自己不是因为知道二审有证人出庭作证才认罪的,而是在开庭之前的1月24日就向法庭提交了悔罪书的。这里就大有玄机了。就是说,因为已经确认李庄同意在二审时认罪,这才安排6名证人出庭作证。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证人不敢面对李庄及辩护律师的质问,恐质问时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明知有那样的情形还让证人出庭,就可能使庭审导向失控,变成展示李庄无罪的说明会。归根结底,就是证人证言可能不真实。但是,一旦李庄本人认罪,证人就无需多说了,只要把以前的书面证词内容简单重复一下,就能应付过去,也能减少大众的质疑。这正是我们在二审开庭时看到的实际情形:证人回答问题都非常简单,回答辩护律师的问题时大多报以“不知道”来应付,唯恐多言必失。
  第三是明明会说普通话的证人出庭时谎称只会说重庆话,以至法庭不得不临时安排翻译。在二审开庭时,龚刚模、吴家友、龚刚华作为证人出庭,都称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要求用重庆话回答问题。因为李庄及两个辩护律师听不懂重庆话,于是法庭不得不临时配备翻译。但是,在现场旁听好多人记得,在个把月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此龚刚模、吴家友对记者都说的是普通话,有录像为证。明明会说普通话,却要当众撒谎干什么呢?无非是在出庭前有人特别叮嘱过他们,让他们尽量讲李庄及其辩护律师听不懂的重庆话,减少“言多必失”的机会。
  一方面,既然李庄听不懂也说不了重庆话,而龚刚模、吴家友都说不了普通话,他们之间必须有翻译才能沟通,那么在三次会见时李庄是怎样指使龚刚模翻供的呢?李庄是怎样隔个铁栏小声嘱咐龚刚模翻供的?李庄又是如何指使吴家友去贿买警察做伪证的?这不简直就证明李庄不可能教唆或指使龚刚模翻供吗?不正好证明了李庄不可能单独指使吴家友去贿买警察做伪证吗?
   第四是不准辩方提出的两证人出庭。在二审时,辩方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法庭同意龚刚模案的第二被告樊奇杭的辩护人朱明勇律师和马晓军的岳父出庭作证,法院一直不置可否。最后在开庭时经李庄及其辩护人反复申请,仍遭到公诉方的反对。合议庭退庭合议后,以“他们出庭作证对本案影响不大”为由驳回申请。这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既然同意法庭质证,为何只同意控方证人出庭,坚决不同意辩方证人出庭呢?世界上有这样公然不平等的诉讼程序吗?在一二两审中,辩方没有一个证人被允许出庭,怎么连个程序公平的样子也不装一下呢?至于拒绝辩方证人出庭的理由不但蛮横无理,更是提前泄露天机:你还没有听到他们的证言,不知道他们证言的内容,怎么就知道他们出庭作证对本案影响不大呀?难道李庄一认罪就认为万事大吉不需要辩方证人作证了?
  人民通过这种开庭看到的不是依法办事――如果依法办事就要让证人出庭作证。不能因为“心虚”不让证人出庭作证,包括二审中不让辩方证人出庭,也包括一审中不让控方证人出庭,都是严重违法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精神,证人出庭是常规、不出庭是例外。况且,失去自由的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已经身不由己了。当局既能找借口拘束其人身自由,当然就更有办法“说服”他们出庭作证。
  人民通过这种开庭看到的不是诚实信用认真――如果诚信认真,就不应该安排明明会讲普通话的证人只讲重庆话,就不应该安排证人对辩方的质问尽量以“不知道”、“不想回答”、“我怕你们这些律师”、“我头昏”来敷衍,就不会在法庭上弄得象儿戏、滑稽戏或闹剧一样,耍小伎俩小手腕愚弄公众,结果捉襟见肘、处处穿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引来听众哄堂大笑。
  
  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要想抹黑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指控其有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并不明显玷污名誉的违法犯罪行为),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指控其有不名誉的行径,特别是奸淫、盗窃、诈骗、忤逆不孝等行径,这才足以使其戴上“道德败坏”、“人格卑劣”、“猥琐龌龊”的帽子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李庄案中再次演示了这一传统规律。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最缺德的事,“一淫二盗”,“万恶淫为首”。所以,必须把李庄定位为“淫棍”,这才足以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才足以让人民视为“宵小”加以厌恶,这才有利于制造大众舆论,造成“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以配合对李庄的司法审判。
  这一“信息公布”的确像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法庭辩论中出现这一幕,多少有些黔驴技穷的感觉。所以它一出来就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先不说这一事实是否真实,仅仅在法庭辩论中抛出本身就是反常的。因为这与李庄的伪证罪嫌无关,甚至与犯罪无关(顶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在法庭上抛将出来,唯一的作用就是说明李庄是“淫棍”,是道德上的“卑鄙小人”。法庭审判如果不辩法律和犯罪事实,去扯与此无关的道德人格问题,那么只能是叫急不择言、狗急跳墙了。
  首先是嫖娼场所说法不一。幺宁检察官在法庭上说是在某个四星级宾馆,而“晚报”报道却说是在“某个洗浴场所”。
  第三,“晚报”还公布了李庄嫖娼被抓的现场照片,细心的网民发现,这张似乎是将抓获的嫖娼人员押上警车的照片中,除了疑似李庄的男子和另一男子系以浴巾裹身以外,其他车内车外的人竟然是穿衬衫、T恤衫的。11月底12月初的重庆,夜晚的温度可能是7-10度,人们怎么会象澳大利亚一样穿着呢?照片上还有“庆祝圣诞节”的横幅,圣诞节是12月底,哪个单位会在11月底12月初就挂出圣诞标语呢?
  这一人格抹黑事件,唤起人民对李庄的愤恨是很简单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网上对李庄的一篇讨伐之声,多半与对李庄的道德抹黑有关。如果仅仅是报道其有教唆伪证罪嫌,而没有报道其一手捞钱一手捞人、“第二次伤害”、嫖娼之类的道德败坏问题,人们哪里愤恨得起来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局是很成功的。但是,这也会给人民不良的教导,因为“反右”、“文革”的时代正是这么教导人民的――如果要把一个反动分子“批倒批臭”,一定不能只讲他有思想路线错误,一定要说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为了搞臭一个坏人,可以剪接编造他的丑恶历史,这是政治大局需要,这是政治任务。为了完成丑化坏人这样的政治任务,可以捏造事实、编造情节,也不必考虑逻辑。当然,这样的编造,是聪明的、有使命感的政治家所不齿的。
  十二、交易穿帮与三重羞辱
  明眼人都会发现,在这一案件中有多处存在内幕交易,不过都很快穿帮了。
  这一幕后交易,我们从龚刚模团伙第二号人物樊奇杭的命运大致看出来。樊奇杭是龚刚模手下的老二,但最后被判处死刑。樊奇杭与龚刚模的最大不同就是,第一,他没有检举律师“教唆”他“编造”刑讯逼供情节以图翻供。第二,在开庭时他反复声称被刑讯逼供,且所述刑讯的形式和内容几乎与龚刚模对李庄所说完全一样。第三,在开庭时他正式翻供,称自己从前的供述是刑求所得,不是事实。这三点,决定了他与龚刚模的命运不同。龚刚模“检举”了律师的“伪证”犯罪行为,又声称自己没有被刑讯逼供,主动编故事掩饰自己手上难以说明白的伤痕,也没有对以前的口供翻供,于是他最后被认定为检举有功,被判处比手下的“老二”轻两个档次的无期徒刑。
  第二个交易是吴家友、马晓军、龚刚华、龚云飞、程琪等与重庆当局的交易。吴家友、马晓军必须配合重庆当局的打击“黑律师”的需要,必须以李庄的合作人或亲近人的身份“反戈一击”成为控方证人,来证明李庄有罪。因为,他们的证词与龚刚模的检举一样对李庄最有杀伤力,所以最为当局所急需。基于这一考虑,警方以“同案犯”名义拘押了他们,成功迫使这几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成为控方证人。至于他们给这两个律师开出的交换条件,大概很简单,那就是作为同案犯而不被起诉判刑。在身陷囹圄之时,在自身利害判若水火之际,两个律师当然做出了配合当局的选择。这就是他们两人都作为李庄案的同案犯被拘押,但都没有被起诉,且都号称很早都取保候审出来了自由了,但又对辩方律师坚决失踪了的根本原因!至于龚刚模的妻子、兄弟,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形下,他们面临的选择很简单,要么作为龚刚模案或李庄案的同案犯被起诉判刑,要么作为辩方证人证明李庄有罪而换取不起诉并且有利于龚刚模从轻处罚的回报。他们当然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是他们很快取保候审获得自由但又对辩方律师失踪的原因!这几个证人在出庭时对控方提问乖若绵羊,对辩方提问高度敌意、神经过敏、破绽百出,已经让这场交易穿帮了。不过,最大的穿帮还是在马晓军身上――他两审坚决拒绝出庭,也拒绝媒体采访,实际上表明他的证词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话。
  2月9日上午10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李庄案。法官宣读判决书时,李庄听得非常认真。最后当他听到自己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的时候,顿时跳了起来,乘法警不备,冲向话筒并一把抢在手里开始高喊:“上次我在开庭中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他们)给我承诺认罪就给缓刑,认罪就能让二审开庭;结果今天依然给我这样的判决。公安局和检察院对我完完全全都是一种欺骗,你们可以详细看我的认罪书。……那些都是斗争策略,希望法庭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公诉人当时还让我撤销上诉,这完全是一种欺骗。这种欺骗,早晚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的,这些情况,我希望中国16万律师,继续为刑诉法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做坚决的斗争。我会斗争到底,我会上诉到底的,再见。”随后,李庄被两名法警按住,拖离法庭。
  这一交易之所以穿帮,一方面因为是李庄耍弄小聪明。本来没有认罪悔罪,却要装出认罪的样子戏弄司法,换取缓刑;要装认罪就认真地、“老实地”、“真诚地”装到底吧,却又要玩“藏头藏尾”语句的雕虫小技或“斗争策略”,向公众展示他并非真的认罪,说明认罪的原因是“被逼被刑”。首鼠两端、欺骗司法,当然要自食其果。
  退一步讲,就算2月3日庭审中李庄宣读的六条认罪声明被网民猜测出了“被比(逼)认罪缓刑”的暗示,那就由他去好了,反正是猜测。如果就依暗中约定判李庄一个缓刑,虽然可能证实了网民的猜测,但谁也不能肯定。根据李庄的认罪态度给予缓刑,法律上也说得过去,李庄也不会跳将起来大曝交易内幕并大声抗议欺骗,大家可能都相安无事。但是,重庆方面又不甘心,觉得不能让李庄的诡计得逞,又执意要取消缓刑,以证明没有任何内幕交易,结果就必然要惹得李庄大曝内幕,使双方都弄得颜面尽失。本来,重庆方面哪里需要李庄认罪呀?不认罪就不能判你的刑呀?惩处“黑律师”以儆效尤,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坚持到底就是了;不敢那样判只能说明底气不足。几天内突然180度大转弯表态认罪,本来就会给人们很不真实的感觉,本来就会让人怀疑有交易,公检法让人民有这个感觉干什么呀?要让人民感觉幕后有交易干什么呀?
  交易穿帮表面上看,羞辱的是李庄、龚刚模、吴家友等嫌疑犯,让他们的不诚实大白于公众;但是,往深了看,其实羞辱的是重庆公检法,因为是公检法在安排这一切。这就像一个低能的导演想主导一部历史大片,结果逻辑混乱、表演拙劣、黔驴技穷、处处穿帮,堪称最烂影片。重庆的公检法就这么个水平,还屡屡自称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屡屡声称要把此案办成“铁案”,这真让人民笑掉大牙!
  这一切交易告诉人民,中国的法律原来就是如此供人玩弄的――执法司法机关带头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鼓励或迫使涉案人玩弄法律或配合当局玩弄法律;号称庄严的法律,其实际地位简直不如奴仆和妓女;公检法的执法司法程序,简直就是贯彻领导特定意图的一个过场,法庭就是演戏给老百姓看。这个由一流的警员侦办的、全国十佳公诉人担纲起诉的、高学历的学者型法官主审的、已经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堪称中国法治水准标志或尺度的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轻罪案件,都能出现如此低劣程序错误、证据错误,都存在如此技术含量极低的玩弄法律行径,都出现了如此多让路人耻笑的穿帮闹剧,人民还能相信中国的司法公正吗?还能相信中国现行法律的权威吗?这难道就是官方所期待的“普法”教育效果吗?
  
   李庄一案,还让我们见识了“重庆速度”与大规模运动型、战役型执法司法。
  2009年11月中旬,龚刚模家属来北京找到李庄,李庄成为龚刚模的辩护人。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以眨眼方式教唆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当日,重庆方面致函北京市司法局通报李庄情况。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开始大篇幅连续披露李庄案情。
    2009年12月20日,律师高子程、陈有西接受李庄家属委托,为李庄进行辩护。12月29日,应律师申请,法院指定法医为龚刚模所做的伤情鉴定出炉,认定龚刚模手部有明显伤痕。
    2010年1月5日,龚刚模涉黑案件开庭,全部被告人均声称被刑讯逼供,仅首犯龚刚模对刑讯逼供只字不提。
    2010年1月15日,辩护律师再次会见李庄,李庄坚称无罪。
  2010年2月9日,李庄案二审宣判,定罪不变,改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李庄当庭咆哮,披露认罪换缓刑之内幕,抗议重庆当局失信,并表示要继续申诉。
  第一,从李庄介入龚刚模案,到龚刚模举报,中间不到一个月。从李庄首次会见龚刚模,到龚刚模举报李庄,仅仅16天。仅仅3次会见,一切“企图伪造”的证据或“企图引诱”证人做的伪证均未出现或形成,警方就匆忙逮捕李庄。如果等待他们企图作伪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则李庄的犯罪除了有羁押证人的口供以外更有实际证据认定,则给李庄定罪的理由更加充分。不知警方为何如此匆忙急切,迫不及待,贻人口实。
  12月10日举报,12日拘留,13日批捕,并完成新闻稿,14日“中青报”发出第一篇新闻稿。短短4天或3天时间,完成了举报、调查、拘留、批捕、报道一系列行动,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案件从拘留到批捕可以是14天,但重庆方面仅仅3天就完成了。
  第三,从正式批捕到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仅仅4天。
  第四,从警方移送起诉,到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中间只有1天。
  第五,从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一审宣判,仅仅20天。
  第六,从一审受案到二审终审,仅仅50天。从一审开庭到二审终结,仅仅39天。
  这就是重庆方面给我们展现的“战役式”或“运动式”执法。这一次执法中所展示的办案速度,已经被公众称为“重庆速度”。这种霹雳式、闪电式的高速度,用于战争年代对敌军实施突然袭击、攻城掠地是可以的,但国家执法司法毕竟不是战争。法律实施需要的是医生治病疗伤一般的审慎,需要的是科学研究一般的严肃,总是需要细心,而不是暴风骤雨、晴空霹雳。如果我们让人民对法律实施持有这样的印象,就不要期待人民相信司法公正了,也不要期待人民相信法律的尊严了。因为人民都知道,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多半与这种“打仗”一般的方式有关;立法的本意绝不会鼓励这种闪电式执法司法。执法司法,关系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人命关天、自由可贵、财产关系生活,怎么可以追求闪电般、霹雳般的手续去“生杀予夺”呀!
  十四、挟持“民意”压制批评
  重庆最高领导人两次对这种批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第二次是3月6日在北京“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这位领导同志再一次表达了这种强烈不满。这一次,他非常直接地针对李庄一案。他的答问,简直把自己放到了重庆市公检法三机关的联合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
  第一是“杂音论”。他把所有批评言论都叫做“杂音”:“我注意到网上95%的人对重庆打黑给予很大的支持。尽管也有少数人提出了一些质疑,恐怕不足5%。如果从数量上来看,一般来讲,这就叫‘杂音’。任何一个事情不可能100%。而且对打黑有质疑的,一般来说,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有的是善意的;还有的是触及了他本身的利益,踩到痛处了;甚至极个别极个别的人是一块的,就是打黑涉及到了有联系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介意。”“在打黑除恶的过程中,确实有人在造舆论,比如‘程序出了毛病’啦,‘你们打黑是不是黑打啊’,‘是不是又在搞运动,搞左的一套’,等等。”他的这一说法很明显的意思就是:批评是“杂音”,是难听的、不正当的、不必要的声音。
  第三是“程序合法论”。“大家看,我们近年来审理任何一个案件有这么多证人出庭的吗?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包括欧美,需要这么多证人当庭出证吗?书证是完全足够的,也是在法律上有效的。但是李庄这个案件,6个证人当庭出证,回答律师的提问百多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都觉得程序不合理,那什么叫做合理呢?还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在这个问题上消耗我们的法律资源、司法资源已经不少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为了维护我们法律的程序,而且当庭也是非常开放的,媒体、各界代表包括李庄的家属都参加了,庭审也非常文明,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公开、公正。一审、二审,都非常的清楚。”他在这里大讲程序合法,就是不敢直面人们批评的那些严重程序违法问题,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第五是“任何界别不得豁免论”。“如果说黑恶势力的头子举报律师教唆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只要涉及到律师的事,我们一概不管,一概豁免,那不就成无政府主义了吗?不就无法无天了吗?重庆市能这样吗?那中国的法律何在呢?按中国的法律来处理一个律师,怎么就引起这么多人大惊小怪呢?我们也感觉到很纳闷。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把全部事实经过公之于众了,我们愿意洗耳聆听全国各界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我认为全国各界,哪一个界别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哪一个界别触犯了法律,都应该被依法追究。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位领导故意把批评李庄案程序违法的人说成是主张律师界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用心在于激起普通民众对这个“想要超越法律的特权”的界别的特别反感或仇恨,这倒是很娴熟的“文革”手法!
  第一顶帽子,是“反对打黑”。谁主张对李庄案严依法定程序、追求证据真实和充分,就等同于“挺李”,“挺李”就是为“坏人”辩护,为“黑律师”作伥,就是反对深得民心的“打黑除恶”运动。只有对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视而不见并大声歌颂的人,才是赞成打黑除恶的。这就是重庆官方的逻辑。
  第三顶帽子是“涉黑分子”。 一个高级党政负责人,在受到批评的时候,马上以“还有的是触及了他本身的利益,踩到痛处了;甚至极个别极个别的人是一块的,就是打黑涉及到了有联系的人”的口气来反驳,是极为不明智的。对批评自己的人,动不动就说人家与犯罪分子是一伙的,动不动就说是被“踩到痛处了”,这也是文革的路径。总显得自己没有底气,所以才要扣大帽子压人,有一些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感觉。党的领导干部能这样对待批评者吗?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有批评建议权呢。即使真的有个别批评者是“涉黑分子”,但他也只能凭借大家公认的“理”来批评你呀,这个“理”就是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不因为是“坏人”说出来就可以拒绝的。
  十五、区区小案何致举国热议
  中国的法治事业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已经32年了。这位负责人只要想一下32年的法制建设成就,就不应该奇怪或纳闷了;他要是自己也有充足一点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也就不会纳闷了。
  第一,这一案件的确有太明显的程序违法,明显到路人皆知。值得非议之处太多、太明显了。多而明显,如果没有人非议,那就反而不正常了。本案中的直接程序违法有五,一是监视律师会见被告,二是拘捕证人逼取证言,三是一审开庭不让证人出庭,四是办理龚刚模案的警员亦办李庄案而不回避,五是普遍而明显的刑讯逼供。至于本案中的实质违法,那就更多了,比如公检法联合办案,违反法律规定的三机关各自独立行使权力互相监督的规定;又如案件未经审判就匆匆通过新闻报道进行舆论审判、抹黑律师队伍;又如4天完成刑事侦查、1天完成审查起诉;又如在开庭前许多证据不移送法院,致使辩方律师无从查阅证据;又如二审只准控方证人出庭、不准辩方证人出庭;“眨眼睛”也成了犯罪嫌疑;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录像不能作为证据;没有一个实际证据、单凭被拘押人员口供证词也能定罪……等等,不胜枚举。自1982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万众瞩目的案件中如此集中地出现办案违法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批评非议集中一些,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或纳闷的。
  第三,言论环境的改善和舆论媒体的发达。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就之一体现在中国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环境的改善上面。虽然还没有完全从宪法和法律上正式确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体系(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但毕竟言论环境更加宽松,“言者无罪”的程度有所提高,人们不再特别有“恶毒攻击”、“诬蔑诽谤”、“宣传煽动”之类的顾忌了,所以敢于讲话了,所以对李庄案的批评非议当然就多了。如果你高悬“腹诽”厉禁,则万民噤若寒蝉。那就不正常了。另一方面,舆论媒体太发达了,特别是网络媒体发达无比,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在网络上发言,站点多、页面多、路径多、空间大、速度快、传播快,而且检查少、压制少,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这样一种手段工具的革命,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获得了更加切实的保障。此外,纸质媒体的言论尺度也有所放宽。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多一些,非议多一些,批评多一些,是很正常的。否则就不正常了。没有什么值得纳闷的。如果动辄就说这样的批评是“杂音”,是“酸溜溜的说三道四、东扯西拉”,那就显得有些讳疾忌医了,就像阿Q怕人家说“光”或“亮”一样。果真“心底无私”,就不必急匆匆地扣大帽子堵人们的嘴巴!
  
  我们之所以就李庄案有如此多的批评,归根结底就是要把法律当真,就是要把法律的逻辑当真。正因为把党领导国家机器制定的法律规范当真了,我们才有那些批评;正因为把法律的逻辑当真了,我们才有那些据理(逻辑)力争。我们的批评,归根结底是希望执法司法当局者以模范守法行动引导人民信法守法,归根结底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认为,维护党领导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体现“三个至上”,就是真正的服务大局,就是实现公平正义。鼓励人民据法较真,让人民信法守法,让立法的目标实现,这就是最根本的大局。如果借口服务大局而公然违法,借口讲政治而权大于法,实际上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在逼着党和政府饮鸩止渴。
  我们不要像古代中国的朝廷一样把律师群体视为“讼棍”般协助刁民给政府添麻烦的人,而应该视之为对法律实施事业进行“啄木鸟”式特别监督以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率的职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