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国家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令人瞩目。一是美国的“民主之春”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队伍4月2日从象征美国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步行10天抵达华盛顿,在国会山前集会示威,抗议金钱操纵美国选举以及政府的不作为,要求改善民主,结束金钱政治,保证公正选举。这一运动4月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二是法国的“黑夜站立”社会运动。该运动源于一场针对法国政府新颁布的《劳动法》改革方案的抗议示威。自今年3月31日晚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开始,至今已持续一个多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主题逐渐扩展至社会治理、选举制度、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多个领域。目前整个运动已经从巴黎蔓延到了法国的70多座城市,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深入分析研究这两大政治事件及其深层次原因,有利于认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上街要求民主,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因为在一些把西方民主制度奉为圭臬的人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优的民主模式,代表着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乃至“历史的终结”。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其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必须承担推广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责任。同时,把不同于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民主”已成为少数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实现霸权统治的政治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西方民主化改造的国家,不仅没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稳定,很多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会危机,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难以克服的弊端。
  其次,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成为“财团政治”“寡头政治”。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有能力提供巨额选举资金的只有财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与金融财团、金融寡头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涨和70年代“水门丑闻”对美国政治制度重击之后,美国曾对政治捐款上限作出设定,这对金钱政治起到过一定矫正作用。但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为违宪,导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旺,金钱从而可以曲线施展其政治权力。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取消了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意味着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证。“民主之春”运动和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美国当前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抗议者们意识到:统治美国的实际上有双重政府,一是作为“面具”的政府: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另一个是掌握真正实权又不受任期限制的政府:大财团、大资本家。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认为亿万富翁和大财阀、大企业才是美国大选的真正玩家。
  第四,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西方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西式民主说到底是为资本集团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服务的。在令人目眩的民主政治博弈背后,终究是选票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敌不过“一元一票”。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经济自由,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是由于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降低,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有激烈的行动,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
  在“民主之春”示威抗议活动中,华盛顿警方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抓捕人数创下了华盛顿当地的历史纪录,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肯定会被西方媒体严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发生在美国,媒体就非常“宽容”。标榜“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实际执行的是双重标准。正如“民主之春”抗议活动参加者亚历克斯所说,美国主流媒体此次集体“失语”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因为报道反‘金钱政治’抗议活动不符合这些主流电视台的利益”,“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例,它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第八大政治献金提供者。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然不会愿意去碰触这些反对政治献金的抗议活动。”而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传输公司康卡斯特是国会重要的利益集团,是两党的重要捐赠者,同时也是微软全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的母公司。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因两党之争国会不给拨款,联邦政府曾一度被迫关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难民危机又雪上加霜;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种种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政治弊端凸显。从“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民众将矛头直指美国的政治体制,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清理与资本相联的政治体系”,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巨额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西方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已被选举政治劫持,金钱的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受限于金融资本和利益集团,政客们见风使舵,而不顾经济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因为“连任比责任更重要”。以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为例,债务危机前,有些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
  三
  首先,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取消资本管制、公共部门私有化和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等措施。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获利模式就是钱生钱,即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种机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断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人集中,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富人们还通过金钱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2014年有467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2015年有超过56万人无家可归。英国、法国同样存在阶层固化、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
  再次,新自由主义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培育出大批富可敌国“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影响乃至操纵美国政权,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结果导致虚拟经济无度扩张,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在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已由1950年的62%降到今天的34%,尤其是制造业所占比重由27%降到11.7%,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则由11%升到20.7%。美国当前所有的经济、社会、债务和政治问题,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推动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并比赛着进行“金融创新”,以“钱生钱”的外衣掩盖其巧取豪夺的实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一个被完全虚拟化的经济,怎能不发生危机?
  四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从来不择手段,因此必须监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监管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贪欲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是资本主义了。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罪恶时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早期的资本主义是用粗暴、野蛮的手段来获得最大利润,而现在则用高科技等很隐蔽的手段,如金融衍生品。资本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
  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积累的必然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经济高度虚拟化并最终走向泡沫化的过程中,少数金融垄断寡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列宁关于金融寡头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资本家通过控制和联盟工业资本家,实现对劳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果说列宁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如今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帝国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这种攫取超额利润的方式,在使这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道德沉沦的同时,已成为阻碍企业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